[转]“亲西方”“反西方”与中国知识分子西方情结

   在网络上看到的一篇不错的文章. 特地转帖了过来. 不知道原文的作者是谁,没有办法列出, 只能在这里说一声抱歉.

个人认为篇文章比较好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于海外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的认识以及所处的精神状态, 并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有一点遗憾的是, 对于当前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所处的一种困境, 作者也没有能够给出好的解决方法, 提出未来的道路. 当然, 这也非常人的功力和眼界所能够达到的.

[佚名]

“这裡(中国)最富有的,也是最反西方的”;“西方长期以来以爲这个群体(海归)会将西方价值随同iPod一起带进中国。这个群体被期望著成爲通向更加开放自由化与亲西方的中国的桥梁。

今春奥运火炬接力发生的事件,给这个白日梦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海外中国学生的激愤显示,他们可以远比囯内的更加Jingostic(极端爱国主义的;〔贬〕沙文主义的)”“这意味著89后推行的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成功了。”“中国有著长期的沙文主义传统,许多海归与西方态度的近距离接触更加强化了其自卫的心态。”

“他们对于西方人(对中国)的无知的不耐烦……往往很容易感到他们(西方人)的偏见。”“对西方的愤怒可以减缓思乡病的苦痛……他们需要与祖国的维繫……他们通过反西方来感受自己对于祖国的依附。”这些是摘自美国《新闻周刊》今年八月的文章《海归的掘起》。

仅仅相隔了两个多月之后,重读这篇曾经引发过相当反响的文章,竟有天地沧桑既似曾相识又面目全非之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里,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的态度观念,从美国引发向世界的金融海啸更是揪住了所有人的注意中心。一度曾经汹涌激荡的“反西方”潮流,却原来本身也是沧海里的小舟,随波沉浮,时涨时落。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话题。在迅捷而乏耐心的当代节奏里,某个人物某个话题,会在刹那之间成爲风云,又在顷刻之后烟消云散。

过时淡化了的话题,却可能更有思考的价值。虽然没有了轰轰烈烈的知名度注意力,但也减弱了轰动热闹时期的浮躁狂热,分析批判会较少受到非理性情绪的干扰影响,表面性的暂时性的成分因素会终于被逐渐淘汰,在有了时间的距离之后也许可以回顾反省到更加本质的东西。短短的两个多月已经可以构成一种时间的历史的观照,这是井底之蛙的自嘲,或者是我们真的处在一个一日千年的时代。

应该说,《海归的掘起》在指出了发人深思的现象的同时,其观点结论与解释是有失片面,甚至是混乱的。西方是失望了,失望得那么突然。沮丧之馀难免困惑茫乱,甚至语无伦次。他们的理由,要么是推託到政府的灌输洗脑,要么是以贬低丑化的方式指责海归的民族偏激。

西方还记得,二十多年前中国开放之初,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热情敬仰与崇拜。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倾力的是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批判,是如飢似渴的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翻译介绍与学习。中国充满了对于西方的希望,西方也充满了对于中国变化的希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如果连饱受西方教育的海归都是如此的“反西方”,显然,西方对于中国的如意算盘是落空了。《海归的掘起》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归纳起来,要么是对自己“反西方”的思想态度行爲作出理性的辩解,要么指出《海归的掘起》以偏概全的片面性。

对于海归或者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西方”好像还是一顶不受欢迎甚至含有贬义的帽子。儘管他们对于西方确实有著不少甚至极爲强烈的失望不满对立与愤怒,儘管他们会在西方的大街上高举五星红旗成浩浩荡荡的海洋,儘管他们会左抵制“家乐福”右声讨CNN,令西方胆颤心惊惶恐不安,他们的大多数并不愿意被贴上“反西方”的标签。

同时,“亲西方”在当今又是一个不光彩的标签。几乎是“汉奸”“卖国贼”的同义词,是要被众人钉在耻辱柱上的。这种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恰恰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有著非同一般的複杂矛盾的思想与情感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关系,已经从二十多年前的倾心敬仰崇拜的“亲西方”阶段,变化到了现在失望不满与对立的“反西方”阶段。这裡的“亲西方”与“反西方”并非全面的评估,而是一种简单化的对比与强调以突出主导的倾向与变化,所以标上引号以示区别。

如果说前一阶段是充满了青春早期式的浪漫的想象憧景,美好的理想化,西方成爲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投影与寄托,那么后一阶段则是青春后期或成年初期式的失望幻灭,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满愤怒以致仇恨。

二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与接触,有些都可以自封是西方通,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至思想方式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是相当的西方化。他们看到了西方的丑陋,看到了西方民主自由的“虚僞”与“欺骗”,亲身经历到了西方有些人对于自己对于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偏见甚至仇视的态度。

如同一个满心憧景希望的青少年走到社会现实里被当头一棒,他们是深深的失望了。期望愈强,失望也愈深。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失望可谓彻骨透心。这是一个有著一百多年历史的沉重的希望的失落。只是,二三十年,原来的青年少年,都已经步入不惑,不少两鬓都已经开始有了白髮,他们个人年龄发展上的成熟,与历史发展阶段的错位,造成了一种奇特而又尴尬的矛盾现象。

面对这个事业有成踌躇满志的群体,谁敢说他们不是在事业与生活上成功的骄子,谁敢说他们不是充满自信成熟的强者。要说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是体现了青春后期或成年初期的失望不满与愤怒,岂非贻笑天下。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关系一直是矛盾複杂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方这个概念有著多重的含意。西方代表了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了民主自由博爱的理想,代表了多党制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代表了市场经济自由实业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方也代表了当初侵略征服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代表了现代抗衡困制中国的超级大国的霸权。西方,曾经寄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憧景梦想与希望;西方,也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屈辱悲哀与仇恨。

不管是在理性思维的层次,还是在非理性情感的深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态度总是经受著嚮往与排斥,崇仰与厌恶,喜爱与忿恨,自信与自卑……两种张力的挣扎与斗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这种“西方情结”所困扰,“西方情结”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解不开的死疙瘩。

西方这同一个实体,汇聚了如此对立紧张的矛盾关系与心理情结,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能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往往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够真正认识理解的。孔子儒家思想强烈的理性主义特徵,使得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停留在概念的层次,缺乏对于自身情感深处非理性无意识世界的认识;中国式的直观思维习惯,使得我们在整体上缺乏理性分析思辨的批判能力,尤其是对于自我思想限制的自省与批判能力。我们的思维过程思想观念因此往往不自觉地被非理性的情感所操纵支配。

中国知识分子如同飘浮的树叶,随著西方情结的两种张力在不同时期的涨落消长而摇摆沉浮。在不同的时期,这两种张力的一方会成爲主导的力量,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态度的主要特徵。

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起伏的特殊时期。既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侵犯与瓜分,也有中国与英美联合共同抗击日本;既有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留学醉心其政治思想文化,回国之后倾力将西方的精神带囘中国,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专心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活动,根本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的暴力革命;既有三十年代上海代表的倾心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思想,也有四九年之后与西方的割绝与对立,文革期间焚烧西方使馆,大批封资修,“反西方”达到登峰造极。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本身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严重落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压抑困境甚至被迫害的政治处境,这个群体对于西方了解接触相对的有限与隔阂,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在二战之后的发展与成熟,决定了“亲西方”的倾向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有著主要的影响力。对于西方思想文化里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追求的梦寐,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发达市场经济的敬仰,对于西方富裕生活方式的嚮往,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綫条与色调。即使在文革时代,“反西方”也主要是官方的立场态度。对于当时深受政治迫害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是黑夜里的明灯,是他们自由理想的寄托。也正因爲如此,才会有开放之初全国上下,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爆发出来的对于西方的巨大热情与能量。

“ 亲西方”与“反西方”的影响是盘根交错,西方情结的两种张力既呈现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在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有著不同的表现。在时间的历史进展与空间的社会体现之间,编织成爲中国知识分子既爱又愤,欲亲却离,说不清理还乱的“西方情结”。积淀到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深层,成爲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一个重要构成,在根本上影响著我们对于西方的观念与态度。

这种“西方情结”是情感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不是理性逻辑的概念演绎,也很少经过理性思辨的分析批判。我们对于自身的这种“西方情结”往往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我们已有的思想观念的库存里,找不到意识理解这种“西方情结”的思想工具;我们有限的思维方式,缺乏分析批判这种“西方情结”的思想能力。结果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熟悉的思想概念,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使命”。

殊不知,离开了对于自己内心深层的真正认识分析评判,这些模棱两可模糊混淆的观念可以似是而非,成爲思想的误导甚至陷阱。中国知识分子盲目地为某种主义所迷惑,狂热地作爲自己民族使命感的体现与理想的追求,沉重惨痛的教训实在是举不胜举。可悲的是,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不但未能汲取以前的教训,反而是以更加倍的狂热,前赴后继,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向同样的结局。“西方情结”规定了我们本能的路綫,决定了我们历史的宿命。

随著开放以来与西方接触的频繁密切与接近,尤其是留学生海外亲身经历的近距离接触,西方不再是遥远的理想,想象的梦境。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里,看到了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丑恶,看到了西方社会自由民主人权本身的不完善与弊病,以及其宣传性操纵性甚至欺骗性的因素。同时,他们与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具体感受到西方的某些人对于中国的无知偏见甚至敌意。作爲西方世界代表的美国近年来其国际外交政策的强硬霸权倾向,其一度以中国为假想敌,对于中国的围堵制衡,又从国家关系方面激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因素激化了我们“西方情结”里积存已久的耻辱自卑愤怒的成分。西方思想价值体系里民主自由人权的诉求与号召力,原来是“西方情结”的矛盾衝突得到平衡,并且以“亲西方”为主导的重要原因。如今我们“西方情结”的动态平衡状态在失去了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心之后,被根本地颠覆。“反西方”的倾向因此上升。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在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成爲一种助燃剂催化剂,使得“反西方”的倾向骤然升级突变成爲一面倒的整体态度的本质性变化。中国的掘起与强大,普遍认爲的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爲世界强国的趋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要知道,这种民族自尊心是我们“西方情结”的一个最根本的构成。当初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犯凌辱的历史,对于中国落后挨打的不满与愤怒,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心底里的死结。我们“西方情结”里对于西方的倾向,与其说是对于西方价值体系里那种个人权利自由的追求,不如说更主要的是希望在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之后使中国发展成爲现代化的强国。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使命感是贯穿其“西方情结”的一条主綫。

我们“西方情结”里对于西方的敬佩与讚扬,或多或少总是伴随著对于自己国家落后的悲哀失望甚至激愤。自卑心理是我们“西方情结”的一个关键因素。《海归的掘起》所说的“沙文主义传统”与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在很多时候是这种複杂的自卑心理的曲折体现。

中国的掘起极大地膨胀了我们的自信。这种自信,不同于一个人在发展起了独立成熟的自我意识之后的自信。那种独立成熟的自信,是一个人在真正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世界之后,对于自己整体的接受与信心,对于他人的宽容与谅解。而不是因爲自己的某种优势或强项而对自己的骄傲甚至不可一世,对他人的蔑视苛责。那种独立成熟的自信,既是关于自己的,也是关于他人的;既是关于自己与他人的优点,也是关于自己与他人的缺点。那种独立成熟的自信是怡然平和的,没有大张旗鼓,更不需要声嘶力竭。

我们的自信,在根本上往往是原来被扭曲的畸形发展的自卑心理在新的外界环境的另一种表现。

我们的自信,因此需要依附寄托于某一个强大的外在体或者团体。

我们的自信,因此是异乎寻常的敏感与脆弱。他人的批评指责甚至善意的规劝,都是对于我们自信的挑战攻击,都会触痛自信背后的自卑心理的神经。

我们的自信,因此有著强烈的护短态度。他人批评指责我们的缺陷,我们会视其为恶毒的攻击而怒不可遏横加讨伐。我们对于自己的缺陷,也往往是涂脂抹粉掩饰否认,或者是寻找各种理由藉口的自我合理化,或是既自欺欺人亦自我欺骗的否认。似乎承认了缺陷,我们就不能再有自信。

我们的自信,因此包含了相当的排他性与攻击性,有著通过战胜他人否定他人排斥他人来实现自己的倾向。

我们的自信,因此伴随著巨大得近乎恐怖的心理情绪的能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心理扭曲压迫与挣扎,在我们无意识世界的地底下蕴酿就著庞大的非理性的巨流,汹涌澎湃。

我们的自信,因此充满了骚动浮躁自负激动愤怒……,充满了所有那些不应该属于真正自信的情绪。

我们的自信,因此是一种自负,一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卑心理,没有发展起健康独立成熟的自信的自负。

我们的“西方情结”是我们的自信与自卑心理的複杂反映。我们“西方情结”里“亲西方”与“反西方”两大张力,也随著我们自信与自卑关系的变化而潮涨潮落,此消彼长。

我们膨胀了的自信,同时被西方的批评敌意仇视所激怒,在加上近距离接触之后对于西方民主自由的失望,这些因素在最近一二十年恰巧汇聚在一起,逐渐演化升级,形成了一个完备风暴(Perfect Storm),席卷而来,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关系,便随著这股汹涌的潮流,身不由主地冲进了以“反西方”为主导的阶段。

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较少受到文革时期那样极端专制的政治迫害,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有了相当的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经济的迅猛发展,既对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一种生存的压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智力创造物质财富的机会。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成爲相当普遍的现象,张朝阳代表的海归更是这方面的成功者。

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普遍的投身经济商业活动,追求物质财富,造成了他们根本性的能量转移。从过去精神性的务虚的往往也是空想型的民族使命感的追求,转移为物质型的务实的财富的创造。海归是这种转移的典型代表。大半个世纪前的海归多抱有“教育救国”“振兴中华”的志愿,如今的海归则是绝大多数为中国的商机与发展机会所吸引。现代海归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方式的变化,造成了这个群体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一是体现为其社会政治立场态度的变化。学者型的人文科学的精神文化的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站在中立独立超然的立场,以人文精神与法律思想对于社会政府政治经济採取独立的批判态度。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知识分子,则因爲其具体务实的性格气质,自身经济利益的联系,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高度要求,倾向于对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经济的认同。

二是许多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生长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缺乏对于中国那段重要历史时期(包括反右与文革)的亲身感受与深刻了解,没有经历过被剥夺了绝大部分自由权力被迫害的极端命运,较少对于民主自由的真正理解与强烈渴望。

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热衷于商业经济之后,其思想的深度受到的影响。商业经济活动要求著远远超过百分之一百的时间精力与心血。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精力了解掌握现代思想的发展,在充分的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思想能力的发展。如同在现代忙碌的工作生活里,人们多从电视的片言隻语网路的梗概综述里知晓新闻事件,书籍报刊的详尽追踪分析已是乏人问津。

思想因此倾向表面肤浅,满足于蜻蜓点水不求甚解,其思想方式因爲缺乏经常的深度思考与自我批判分析而停留在朴素原始的阶段。缺乏看到事物本质的抽象思辩能力,缺乏较多摆脱了集体无意识非理性情绪的影响操纵,真正的独立批判能力。同时,他们的“博士”“院士”桂冠,兼以事业财富上的成功,使他们有著过分的对于自己思想的权威地位的自信。

四是爱国主义成爲经商创业的知识分子精神补偿的需要。经商实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思想意识里,总是物质性的,是世俗的,即使有著种种实际利益的收穫报酬,总是在潜意识里会有某种精神的缺失。他们在物质财富追求的同时,需要精神的寄托,心理的补偿。爱国主义因此自然而然本能自动地成爲他们的第一选择,也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这些观念有著历史的渊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命根子,也符合大一统社会的统治需要。

千百年的思想灌输与文化影响,加上有著悠久民族历史的个人对于集体认同依附的强烈情感本能,爱国情绪因此凝铸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强有力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爱国精神已经不再是我们可以理性选择的思想观念的选项。我们别无选择,爱国情绪是渗透充满在我们的血液与细胞,是我们自动的身不由主的思想行爲的必然取向。

所以,这个敏感神经一经触动,我们自动本能地就会激动慷慨甚至怒火冲天。爱国主义成爲我们思想上现成的方便面,精神上即食的快餐。我们正面临著史无前例的思想精神上的危机与挑战,中国在经济掘起走向世界的时刻,在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经济各个领域都遭遇著前所未有的挑战,充满著错综複杂的难题与困境。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这种历史的危机。这历史的危机可以成爲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迫使我们深刻地批判与思考,走出历史的思想框架的束缚,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

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关系的“反西方”阶段,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其中不乏积极的因素。没有了天真幼稚的浪漫化与理想化,没有了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没有了那种过分得有时使人惭愧的自卑,没有了对于西方一厢情愿的美好期待。有的是对西方的近距离观察,观察到了肮葬龌龊的毛孔细节;有的是看到了西方的价值理念背后社会不尽其然甚至大相径庭的实际运作;有的是在个人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里感受到的西方社会依然的种族歧视与对中国的无知偏见与仇视态度。

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以一种新的盲目代替旧的盲目,以一种新的自卑取代旧的自卑,以我们的无知偏见来应对西方的无知偏见。“西方情结”的两种张力,时亲时反,或左或右,幽灵一样操纵摆佈著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我们因此是困陷在一个思想的怪圈里,自以爲是在进步前行,却是画地爲牢,在一个无形的圆圈里周而复始循环踯躅。

这两种张力是枷锁与绳套,将我们捆绑在一个无形的箱框里。我们悬吊在空中,还自以爲是在自由翱翔海阔天空。我们的情感是缠结在籐蔓交错的原始丛林,困陷于漆黑无光的地下洞穴。情结的张力翻搅起我们内心深底非理性的情绪,人性的弱点甚至邪恶,但又是汹涌澎湃,激动壮观,给人以伟大崇高的幻觉,我们沉醉在如痴如狂的激动狂热里,我们的情感因此不能在自觉的批判与自我反省里获得一种悟醒,而是在迷幻药的陶醉里越陷越深。

意识到“西方情结”是一回事,能够摆脱它的束缚困扰,走出心底的死结,实现我们思想情感的成熟独立,则又是另一回事。操纵摆佈的牵线,捆绑的枷锁绳套,这些我们是不能够看见的,因爲我们没有这样的火眼金睛,不能像孙悟空那样看穿幻象背后的妖魔。煎熬的磨炼,挣扎的痛苦,才得以炼就出这火眼金睛。

“西方情结”并不是我们问题的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有关我们的另一种眼睛,我们思想的眼睛,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方式与能力的限制与障碍。“西方情结”是这种思想限制与障碍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綫索,引导我们深入探索进去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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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ponses to [转]“亲西方”“反西方”与中国知识分子西方情结

  1. 佳妮 谢 says:

    忽然想起昨晚和一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人朋友吃饭,说到了吃狗肉,我笑言西方特别在美国一定很不能接受亚洲很多地区居然有吃狗肉的习惯。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们很多人不吃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觉得好吃,要是他们自己爱吃,早就不管什么人类的朋友了。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人们往往就喜欢批判别人。

  2. 碧云 马 says:

    看不懂超过1000字的东西

  3. Zhang Jing says:

    Too long to read….
    it’s better to have a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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